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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之囚:普林斯顿华裔学者妻子的救夫之路

2018-07-23 E网天下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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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FERGU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王夕越本来是不用去伊朗的。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研究19世纪亚洲内陆地区政府间的相似之处。他的工作既不触及美国的伊朗政策,也不涉及伊朗近一百年内的政治现实。他原本计划使用土库曼斯坦的档案馆,但土库曼斯坦没给他签证。

他并不是冲着探险去的——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刚从中国来到美国。与土库曼斯坦比起来,伊朗的情况一目了然;跟另一个他考虑过的选项阿富汗比起来,伊朗更安全。此外,伊朗的档案馆里有很多材料对他的研究很有用。为此,他需要学习波斯语,至少要了解有关伊朗的文献资料。但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并不难: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而且有语言天赋。

2016年1月下旬,他动身前往德黑兰,就在那一个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简称JCPOA),即众所周知的伊朗核协议全面生效。出生在中国但已加入美国籍的王夕越毫无顾虑地出发了。德黑兰的德胡达语言教学中心是他签证的担保方,伊朗的一个领事机构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介绍信上盖章批准了他的签证,表明其此行目的是进行文献研究。他将使用两处收藏:分别存放在伊朗外交部和伊朗国家档案馆的外交档案。他在瓦纳克广场附近一对中国夫妇的家中租住,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社区,位于德黑兰北部。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妻儿视频聊天,早餐吃完饼干和牛奶,就坐出租车前往市中心以南的外交档案馆,他早上8点到达,一直待到关门。由于他所需要的许多文件都是用一种古波斯文手写的,所以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学者帮助他做翻译。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指导教授、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回忆,他对自己的研究“如痴如醉”。每周四天,他都在德胡达语言中心学习波斯语。

那是一段漫长且时常令人烦躁的时光。首先是波斯新年,档案馆好几周都不开们。然后是交通问题。德黑兰的出租车很便宜,但空气污染很严重,堵起车来一个小时不挪窝。不知不觉,就到了6月份的斋月,出于对当地风俗习惯的尊重,他每天14个小时不吃不喝,晚上9点之后在公寓里狼吞虎咽地吞下稀饭和方便面。在他的一个好友看来,那时的王夕越听起来脾气很坏。在回家之前,他需要去国家档案馆查资料。但与外交档案馆不同,对方一直不理睬他。

伊朗国家档案馆编了数据库索引。学者坐在终端前研读索引,然后递交他们希望看到的文件列表。你只有成为档案馆会员,档案管理员才能将这些文件烧成光盘给你,一页的价格是6美分。这一步很重要:在历史学家远离工作地点的档案馆工作时,他们习惯搜集成千上万页的文件以供日后研究使用。王夕越早早地申请了会员资格,每周他都要到这个巨大的阶梯式建筑群去查看申请进展。他一直没有得到答案。

与王夕越一起工作的当地学者建议他们一起研究这份索引,之后由这位学者——国家档案馆的前雇员——以他的名义提交阅读文件的申请。王夕越当时急着回家。他认为,让这位学者获取副本是一种变通方法。档案馆员给了那位学者一半的文件。但当他回来取后一半时,他们拒绝了,翌日,这位学者遭到警方审讯。

王夕越写信给科特金,解释了他收集的内容和尚未完成的内容。科特金表示支持他离开伊朗,下次返回时再获取余下的文件。王夕越告诉妻子,他要回家了。

这时候他开始接到许多电话——数量不明的陌生人将王夕越召到警察局接受讯问。审讯者拿走了他的护照和笔记本电脑。他们说他的签证有问题,持有这类签证,他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不管怎样,为什么要让那个当地学者去申请他的文件?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指导教授,给代表美国在伊朗利益的瑞士大使馆。所有人都告诉他不要担心。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伊朗当局骚扰或恐吓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告诉他们,他们的签证失效了,并且最终把他们送走。但是除非他们归还他的护照,否则他等于是被困在这里。几天过去,他的恐慌情绪加剧了。

8月7日,一个不知名的来电者让他到一个酒店报到。他打电话给远在新泽西的妻子曲桦说:如果在这次会面后没有收到他的消息,就马上通知普林斯顿。几个小时后,他回电报告了好消息。他在自己的公寓收拾行李、支付租金。伊朗人要把他送回家了。一个在楼下等候的人会带他去机场。她应该找个瑞士大使馆的人到机场去给他送机票。

这位瑞士外交官在机场等了王夕越五个小时。那张机票的航班来了又走了。曲桦下一次听到丈夫的声音是在普林斯顿的燧石图书馆里,当时已经到了8月底。她接到一个来自未知号码的电话。那是王夕越从德黑兰的伊温监狱打来的,他泣不成声。

40年来,无论是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关系紧张或是彻底断绝关系的时候,无论双方之间用什么词来形容对方,或是抛出什么诱人的承诺,背后都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线索——某种秘密的历史——双方在美国公民被伊朗关押问题上的拉锯战。国务院称被关押在伊朗的美国公民为“Amcit”,他们的问题曾经困扰六位总统,他们动用了各种资源和战术,从武器交易,到诉诸法庭,再到互换囚犯,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有争议的,没有一种能成为持久的解决方案。

对于华盛顿来说,1979年11月的人质危机成了美伊关系中的重要一幕,当时革命学生袭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52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长达444天。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停止了外交手段,转向营救行动,但执行者的人员不断变化且不具备实权,最终行动直接在一场沙漠风暴中搁浅,给卡特的总统任期造成重挫。随后人质危机令美国冻结了伊朗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它还留下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相互妖魔化的言论,两国外交关系随之破裂,并且成为恶性循环。

失去大使馆并没有阻止美国在1980年代同伊朗做交易,只不过交易对象是人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扣押了25名美国俘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白宫违反武器禁运,秘密向德黑兰运送导弹,以换取释放一些人质的保证。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上台后向伊朗承诺“善意”的姿态,这也同俘虏有关——其中一项措施是在1990年代初人质回国之前加快解冻5.67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有人批评布什这是在提供某种赎金。

今天,根据调查数据推测,每年有10万到40万美国人前往伊朗。绝大多数人的通行没有受到干扰。他们大都持有伊朗和美国的双重国籍,其中许多人在原国家有家人。由于两国之间的签证限制,像王夕越这样仅持美国护照的研究人员、记者乃至游客很少。几十年来,通常认为如果这样的旅行者可以幸运地进入这个国家,他们就不太可能被拘留。王夕越入狱后,国务院已做出建议,警告人们这种想法并不是真的。但旅行建议很难阻止持有双重国籍者看望家人。

访问伊朗的伊朗裔美国人至少自2007年以来就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当时他们成了正在德黑兰巩固势力的强硬派的目标。由于西方在前苏联集团国家支持颜色革命,以及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关于促进民主和政权更迭的言论,执政者认为美国特别可疑。2007年,两名被关押的伊朗裔美国学者被迫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显然承认了自己代表美国煽动针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天鹅绒革命”。他们在九个月内获释,美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已知的让步。随后又有其他双重国籍人士遭到逮捕,显然是为了打击伊朗国内政治。

当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于2009年上台时,他决心就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向该国开放一个严肃外交渠道,同时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这将极大地提高美国的议价能力,其后,对美国公民的扣押变成了接触和撤退的舞步,成了双边关系的新主调。人们猜测,通过这些逮捕,伊朗强硬派是不是想建立伊朗的影响力,或者是想破坏外交。但到2015年底,伊朗至少关押了七名美国囚犯,奥巴马政府为释放他们所做的努力都遵循着自己的外交轨道,并涉及与伊朗秘密安全机构的首次直接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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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起顺时针:王夕越、西亚马克·纳马齐、巴克尔·纳马齐目前都被伊朗关押。PHOTO ILLUSTRATION BY CHRIS CRISTIANO. SOURCE PHOTOGRAPHS, FROM LEFT: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ROADCASTING; REUTERS (2)

美国与伊朗就人质问题谈判已有很长的历史,对这类谈判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也争论已久。在伊朗释放囚徒前,停止返回冻结的伊朗资产,可以视为是赎金吗?用被判有罪的军火走私商来交换美国政府认为是无辜的囚徒又怎么说呢?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没有一届美国政府找到了一种妥协方案,这个方案既没有奖励不良行为的风险,也不会让前往伊朗的美国人面临危险。但是,我采访过的所有前任或现任美国官员,哪怕只是一分钟,都不支持就此打住,拒绝帮助下一个囚徒离开伊朗。

在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他用典型的逞能方式描述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被他直接吓跑。“哎,伊朗又下手了,”特朗普发推文说,他指的是2016年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退休官员巴克尔·纳马奇(Baquer Namazi)被伊朗逮捕一事。“抓了我们两个人,为释放他们漫天要价。如果我是总统,这不会发生!”

但是有时,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就像一个“中国手指陷阱”(一种指套游戏——译注):双方互相拉开的力量越大,就越猛烈地连在一起。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华盛顿对伊朗的态度从谨慎的缓和转向猛烈的收紧,废除了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用新的制裁措施以及一项格外针对伊朗人的移民禁令来惩罚伊朗。尽管如此,特朗普并没有摆脱人质的难题。至少有五名美国公民和两名美国永久居民仍被关押在伊朗的监狱里,他们生命的好几年就这样陷入了残酷的停滞。不管怎样,把他们从伊朗弄出来都将意味着要做某种交易。

审讯王夕越的人坚持说,他必须承认自己是间谍。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解决他的问题呢?在被单独监禁了18天后,他被转移到伊温监狱的209监区,那里由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管理。这个监区非常拥挤,囚犯们身挨身在地板上睡觉和吃饭。王夕越知道自己是唯一的非穆斯林。一些犯人认为他不洁净,问他中国人吃不吃猫和蟑螂。他担心其中一名犯人会对他动手。

他被监禁的前景无限期地延伸到未来,他只能在梦中回到普林斯顿,重温在过去的生活,从梦中醒来时,他感到很迷茫。牢房里没有家具,囚犯们盘腿坐在地上。王夕越粗壮的大腿给膝盖造成很大压力,导致他因为关节炎走路一瘸一拐。无聊的感觉折磨着他,与儿子分离的痛苦无法形容。他每周被允许与曲桦通一次话,他告诉妻子,他有过用一个喝水的杯子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监狱方面给他开了抗抑郁药物。他感到疼痛,主要是头痛,有一次监狱医生曾在一天里给他打了八针止痛药。

“这件事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两个事情,”去年秋天我见到曲桦时,她这样对我说。“一个是把他弄回来。另一个是确保他活下去。”

曲桦和王夕越2009年初识,那时两人都在一家香港律师行工作,她是律师,上班时间长得不近人情,他是调查助理。他正准备去阿富汗,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当翻译,同时磨炼他的普什图语。在出发去坎大哈之前,两人在北京约会了一次,他们在紫禁城的老巷子里漫步了几个小时,交谈时的那种舒适,曲桦从未感受过。

她含蓄而严肃。他很外向,对世界有着抑制不住的巨大好奇。他的外祖父是政治漫画家和某国有杂志的法文版编辑,他在北京的大院长大,院里住的都是外交官和翻译。就这样他发现了自己对语言的喜好。王夕越会说俄语、乌兹别克语、满语、普什图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他的梦想是去普林斯顿师从科特金教授——全世界最杰出的现代欧亚政治学者之一。

2012年两人结婚的那段时间他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2013年3月,在他获得录取三个月后,曲桦生下了儿子少帆(音)。王夕越已是美国公民:在他十多岁时母亲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他在华盛顿大学念本科以及在哈佛大学念硕士时也都居住在美国。曲桦的美国签证和工作都还需要时间去安排,所以王夕越先走,尽可能多回国看她和孩子。

她不在身边的日子里,他交了一群朋友:同学、同事、同说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的人。日后,王夕越在普林斯顿的一些朋友会对王夕越身上所有他们还不了解的事情感到惊讶。他知道的语言总比你以为的多一种,他生活过的地方也一样。他是这么一个朋友,要是看到你生日时孤零零一个人就会给你做顿中国大餐,要是碰见你喝着刷锅水一样的便宜咖啡就会送你一台浓缩咖啡机。他是这么一个学生,课后写电子邮件向教授提问,不管需要读的书已经是多沉重的负担,仍然索要外围阅读书目。他还是个美食家,用攻克外语语法的态度去攻克一道食谱,辛苦地花一整天时间,用他研究的某个地区的方法做一顿丰盛的饭菜。

王夕越的家人在2014年秋天抵达美国,他的中国史教授陈怡君(Janet Chen)回忆,“他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了。容光焕发的。”曲桦每天通勤去一家华人律师行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上班时间很长,所以有一段时间主要由王夕越带孩子。当爸爸让他很开心。陈怡君还记得有一次王夕越在倾盆大雨里驮着少帆走了一英里送他去日托,然后湿淋淋又喜洋洋地走进课堂。

王夕越不在了,曲桦和少帆还留在研究生宿舍,整洁的公寓里贴着曲桦空闲时画的精致水彩。她独自一人展开了游说行动,身兼律师、妻子、调查员、倡议人。她动力十足又极为聪慧,说一口短促的、带中国口音的英语,仿佛有无穷无尽的词汇量。

曲桦说,从王夕越第一次从伊温监狱打来电话起,她就与美国国务院一名负责伊朗事务的官员频繁联系。那是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也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第一年。与曲桦联系的官员向她保证,会在维也纳举行的JCPOA季度会议上提出王夕越被拘捕的问题。此外,国务院只承诺递发外交照会敦促释放王夕越。

所以在2016年,身为中国公民的曲桦将努力集中在自己国家的大使馆。当审讯王夕越的人让他签署一份文件,说自己希望被送回中国,她还以为取得了进展。(中国和伊朗驻在美国的外交代表都没有回复置评请求。)她回忆说,尽管他已放弃中国护照成为美国公民,中国仍同意接收他。但后来,曲桦说,伊朗人反悔了:他们告诉中国人,想拿他与美国政府交换利益。

最迟从2009年开始,伊朗人就暗示了这种交换,当时他们抓到三个正在苏莱曼尼亚附近伊朗、伊拉克边境地区徒步旅行的美国年轻人。三名徒步者因涉嫌非法越境进入伊朗被拘留,随后转移到伊温监狱,被指控为间谍并关押,直到阿曼苏丹国提出总计150万美元的保释金。伊朗还曾建议交换囚犯,据报道伊朗给了阿曼方面一份名单,上边是因为与美国制裁有关的控罪而在押的伊朗人。有官员称,美国拒绝了这项提议。但类似提议奥巴马政府将来还会听到。

2014年和2015年,华盛顿试图与伊朗达成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谈判人员认为一些在押美国人的释放归国也应纳入讨论。当时这些人包括基督教牧师萨义德·阿贝迪尼(Saeed Abedini)、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阿米尔·赫克迈提(Amir Hekmati)、《华盛顿邮报》德黑兰分社社长杰森·礼萨安(Jason Rezaian)和他的妻子耶加内·萨利希(Yeganeh Salehi,萨利希后来得到保释)。奥巴马的人质事务特使詹姆斯·奥布赖恩(James O’Brien)回忆说:“从奥巴马到下面的人都很清楚,每一项政策决定都要考虑如何让我们的人回家。”然而也正如美国谈判团队的制裁专家理查德·内夫(Richard Nephew)所说,“我们不想造成拿离心机换美国人的印象。”

从2014年底开始,美国谈判人员定期与伊朗安全机构的代表会面,商讨交换囚犯的条件。他们始终将这一谈判与同期进行的核谈判以及另一项冻结资产的仲裁区分开。为打消政府内部的疑虑——尤其是司法部的疑虑——谈判人员确定了美国不会释放恐怖分子、暴力罪犯或任何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换囚的时机也决定了这是仅此一次而不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核协议为各方面的突破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

仍然会有痛苦的得失取舍。第一个就是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偶尔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私家侦探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inson),他于2007年去了伊朗自由贸易区基什岛,希望招募一个线人,结果失踪了。无论美国人怎么开价,伊朗人都不为所动,声称他们对莱文森的下落一无所知,或暗示他被非国家行为人带到了巴基斯坦。在不谈及莱文森的情况下,交换继续向前推进,但是美国人规定,他案件的进展将成为未来任何囚犯交易的先决条件。这也是为了以免设下先例,他们解释说:他的案件是特殊的,他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使得他的交换具有某种合理性和道德上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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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夕越和曲桦在普林斯顿的家中贴着他和儿子少帆的照片。

甚至在谈判的同时,伊朗人还在2015年秋季扣押了另外三名美国人。其中一位是在10月中旬扣押的伊朗裔美国商人西亚马克·纳马齐(Siamak Namazi)。11月,美国团队将纳马齐的名字加入到谈判中来。但那时,根据一位谈判代表的说法,交易“搞砸了”:双方本来已经敲定了他们的名单,对他们本国的司法部门做了说服工作,获得了它们的勉强批准。伊朗人坚持认为,如果纳马齐被纳入囚犯交换,那么美国一开始拒绝的一些囚犯也应该被纳入交换。一切应当从头再来。

“我们随后进行了评估,无论是对还是错,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它可能会把整个事情弄得一团糟,也许会延迟,然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一位奥巴马政府参与谈判的官员告诉我。“届时我们可能会面对其他家庭,听他们问,‘我们的人出了什么事?’”

在交换实施当天,一架瑞士飞机载着赫克迈提、阿贝迪尼和礼萨安离开伊朗。随后是第四位美国人诺斯拉图拉·科斯拉维(Nosratollah Khosravi)。另外两名被关押的美国人基安·塔杰巴赫什(Kian Tajbakhsh)和马修·特里维西克(Matthew Trevithick)悄悄乘坐商业航班离开,官方说法是这一安排与更大的交换行动是不相干的。

美国反过来释放了七名被定罪或正在等待审判的伊朗人,他们的罪名主要同向伊朗转让军事技术有关。他们都没有选择回伊朗。美国还撤销了针对14名伊朗人的指控和国际刑警组织的逮捕令,这些人被认为不太可能得到引渡。美国还放行了一架飞机,机上载着17亿美元赎金中的一部分,在释放囚犯之前,这架飞机一直作为抵押品被扣留。

随着美伊关系的转折,美国囚犯的回归成了一种令人欣喜的象征。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西亚马克·纳马齐的兄弟巴巴克(Babak)回忆,当他从电视新闻中得知西亚马克不在飞机上时,感到自己遭受了不可思议的背叛:“这就像好像身在战场,一名士兵朝着直升机奔跑,直升机还没起飞,但你说,‘你知道吗?我们是铁了心要起飞的,所以,我们先走一步了。’”

巴巴克的国务院联系人告诉他耐心等待。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Javad Zarif)向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做出个人承诺:西亚马克将在几周内出狱。但这并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巴巴克81岁的父亲巴克尔于2月22日在德黑兰机场被捕并被关进伊温监狱。

交换协议的一项规定是继续讨论莱文森一案——而后来得知,还有其他案件。到2月底,谈判中有莱文森和两个纳马齐。然后,整个夏天,伊朗人至少又逮捕了王夕越等其他四人。

在曲桦心目中,普林斯顿是一座德高望重的美国学府,这令她感到一丝安慰。普林斯顿大学副校长兼秘书罗伯特·德基(Robert Durkee)告诉我,从华盛顿到外国首都,学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动用了一切影响力,每一天都有人跟进王夕越的案子。但校方的公关战略是保持沉默。专家们建议(普林斯顿拒绝透露他们的姓名)不把王夕越遭关押的事透露给媒体,部分原因是这样可以让伊朗人宣布逮捕他是一个错误,不经大张旗鼓就释放他。

我也同许多专家谈过这个问题,其中包括伊朗人权专家、一位前伊朗官员,以及至少一位国务院官员,他们的看法与这个建议背道而驰。但是,正如德基向我解释的那样,普林斯顿确定,宣传和压力既不会改变伊朗人的想法,也不会分散华盛顿正负责此事的人的注意力。

一年来,曲桦对丈夫遭逮捕一事严格保密。如果朋友和同事问起王夕越,她就说他在国外的研究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反正他的大部分研究生同学已经离开,分散到各地去做实地研究。

曲桦不知道2016年的互换中建立的囚犯交换渠道,也不知道它正在走向失败。伊朗人并不认真谈判。他们在会议上支支吾吾,拖延了几个月,然后表现得好像毫无准备。一位负责该渠道的官员告诉我,简直就像同可伦坡(Columbo,美国同名电视剧主人公,一位侦探,办案时喜欢和嫌犯拉家常。——译注)打交道一样:一名伊朗谈判代表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文件,努力从中读出40多个似乎是受到伊朗深切关注的涉案者的名字。奥巴马政府明白伊朗人正在拖延。他们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然后他们又开始等特朗普。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时完全没有任何伊朗政策,只有最终取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的野心。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关键职位到秋季仍然空缺,高级外交政策官员来了又去。总统人质问题特使办公室直到约两个月前还一直空着。为了寻找负责人,一位被关押者的家人被先后推给七名不同的官员。

特朗普担任总统大约六个月后,伊朗人要求就囚犯问题进行直接谈判。他们没有得到回复。

之后伊朗人公开了王夕越的案子。2017年7月16日,与伊朗司法部门有联系的新闻机构米赞社(Mizan)报道,王夕越因间谍罪被判处10年徒刑。该文章声称,在美国国务院的要求下,他盗窃了数千页敏感文件,企图渗透和颠覆伊斯兰共和国。这篇文章没有提到,这些有问题的文件可以追溯到恺加(Qajar)王朝,还远没有到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构想伊斯兰共和国的时候。如果王夕越是一个间谍,陈怡君讽刺地说,“他可能是在侦查死者吧。”

美国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一天后,即7月17日,扎里夫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上发表讲话时被问及王夕越的案件。扎里夫提醒听众,他对司法事务没有管辖权力。但美国和盟国确实因同制裁相关的指控拘留了一些伊朗人,他指出:“我不想说这是针锋相对的……”7月24日,一家与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s Corps)有联系的新闻机构跟进报道了一份12名伊朗人的名单,他们正面临同制裁问题有关的美国指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基奇(Abbas Araghchi)说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从这些言论中,曲桦看到的不仅仅是主题的变化。“信号很清楚,”她告诉我。“他们想换人。所以我想要的是,我希望夕越回来。那么你可以和伊朗人换人吗?或者如果不换,至少可以和他们谈判吗?”

直到11月底,华盛顿才表示可以答应伊朗人几个月前的要求,就囚犯问题展开对话。现在,伊朗对话者又开始闪烁其词:邀请已经过期了,他们回答说,他们不得不等待德黑兰的新指示。

就在感恩节之后,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准备讨论囚犯问题的那一周,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王夕越的一段令人不安的视频。视频以奥巴马总统治下的国务院波斯语发言人艾伦·艾尔(Alan Eyre)的镜头开场,他讲述着为伊朗申请人加快美国学生签证计划的事宜,配乐是恐怖电影中高潮时的音乐。

视频解释说,学术交流是可以颠覆政权的特洛伊木马。这段影片把王夕越在接受审讯时的镜头和他被捕前的镜头剪辑在一起,然后是他身穿囚衣,被看不清面目、身穿制服的男人押着的情形。有一段剪辑是王夕越详细说明他曾使用的档案;一段剪辑是他在陈述,美国人愈是了解伊朗,就能更好地制定伊朗政策;还有一段是他坐在桌边,双手抱头,好像非常悲伤痛苦。画外音解释说,普林斯顿和哈佛都是隶属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它们根据美国政府希望收集的信息给学生分配论文题目。

该视频似乎旨在说明王夕越值得被关押起来。它被播出时,他正被到处推来推去:有一天,他被带到法庭,有人告诉他将进行另一次审判,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发生,但他怀疑这是件好事。他等了一整天,最后只是被送回牢房。然后,12月,依然没有被告知原因,他被转移到另一个牢房,在那里,他遇到了尼扎尔·扎卡(Nizar Zakka),一名黎巴嫩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他于2015年9月被捕,并因间谍罪被判处10年徒刑。这样至少有人可以和他用英语交谈了。他现在还有了一个小厨房。牢房里有很多臭虫。

让王夕越伤心的是,他没有书。曲桦尝试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法让他可以看到书。他的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他能收到他们寄去的包裹,他就可以自学阿尔巴尼亚语、古蒙古语和古藏语。他显然有的是时间。但书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寄到,而他要求的书籍有时会被他的监禁者替换成其他书籍。

王夕越现在被允许经常打电话,大部分都是打给曲桦的。有一次,他打电话给陈怡君,她同他闲聊了他的研究思路,结果那是一段“令人痛心”的经历,几个小时后,她告诉我。“说真的,如果他们说‘我们想要你的胳膊,’我会给他们的。我真的会给的。”

王夕越案公之于众时,少帆幼儿园内的其他父母自发地围绕在曲桦身边。无论她需要什么,他们都为她准备好——从学校接少帆回家、分发请愿书、在校园举行集会、还作她的公关人员和支持者,联系从福克斯新闻(Fox News)到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所有人。在孩子们上床睡觉前,他们愈来愈经常地举行正式会议,集思广益,仔细考虑来自伊温、华盛顿和普林斯顿拿骚厅的最新消息。这些父母以前没有任何经验。他们显然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也不会搭建搜索引擎可以找到的网站。但是他们一心为曲桦的家庭幸福而努力,他们不知疲倦。

自2017年底以来,曲桦已经成了伊朗专家。既要令王夕越振作,自己也要振作,这令她精疲力尽。少帆越来越少谈起父亲,并对开着免提的电话中那个带着回声的遥远声音感到很不耐烦,那个声音总是要他大点声,再说一遍,然后就会把他的母亲带到一个充满黑暗以及无尽的成年人谈话的世界里,那些话他根本听不懂。11月底,曲桦把少帆送回了中国,让他可以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暂时脱离这种一团糟的生活。

如果你是曲桦、或是巴巴克·纳马齐、或是莱文森家庭的一员,你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让你所爱的人回家。你知道,从理论上来说,只有抓了他的人才能释放他。但是,他们不在听你的恳求。他们谈交换,所以你也跟他们谈交换。这种交换是否会刺激更多的人质劫持,不是你眼前的担忧。

然而,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不当激励”是一个极度痛苦的难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双向的。伊朗的官员毫不掩饰他们的疑心,他们怀疑美国为了交换囚犯在抓伊朗人。与我交谈过的美国外交政策官员对存在着这种系统性的行动表示怀疑。但囚犯交换项目给伊朗裔美国人群体带来疑问,由于制裁制度的复杂性,他们担心自己容易陷入法律困境。如果被美国法院判为有罪的囚犯,可以由于本质上是政治的原因被作为外交协议的一部分释放的话,伊朗裔美国人为什么不该担心,他们也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被监禁呢?

扎里夫和其他伊朗发言人的这个担忧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实例,他就是伊朗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阿哈默德·谢赫扎德哈(Ahmad Sheikhzadeh)。2016年3月3日,美国联邦特工在谢赫扎德哈下班时将其逮捕。他们把他带到曼哈顿一家酒店的房间,在那里对他进行了一整夜的盘问。特工告诉他,他触犯了法律。他在五年的时间里,向国税局总共少报了171355美元的收入。而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他将大约187200美元转给了伊朗的受方,这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法规。据谢赫扎德哈说,特工告诉他,他面临40年的监禁,特工给他提建议说,他可以通过充当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得知他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基本上当了线人:执法机构监听他的每个电话、收集他的每封电子邮件,已有大约10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顺便得到了记者和学者与他的通信。

这些窃听一定让某些人忙得不可开交,因为谢赫扎德哈是喜欢用电话交谈的人,他独自一人住在纽约西村的一套公寓里,除了书没有多少其他的家具。他的朋友们对他斯巴达式的生活、以及他接受了为伊朗代表团收集新闻报道的非全职工作感到困惑。他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家境优渥,父亲是伊朗一位工业大亨,他小时候认识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但是谢赫扎德哈喜欢简朴的生活,而他的空闲也让朋友受益。他风趣不恭、博学善良,是那种当你的老母亲从伊朗来看你、但你却需要去上班的时候,他可以打电话用她的母语逗她开心的人。他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发际线已开始后退,瑜伽和游泳锻炼使他看上去很健康。

谢赫扎德哈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建议。他觉得,建议他监视自己的同事是对他的荣誉和诚实正直的侮辱。他选择了出庭面对纽约东区的一名联邦法官。即使在他哥哥交了30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检察官仍然认为谢赫扎德哈有逃跑的可能。法院让他佩戴了一种脚镯,实际上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曼哈顿第34街以南、第五大道以西的一片地区,这让他非常难堪。他不能游泳,他觉得自己被当作一个打了标记的、低人一等的人。朋友们不再给他打电话,也许是因为害怕被窃听,或者是因为他们读了有关他案子的新闻,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危险的罪犯。他的眼睛下出现了眼袋,声音里也透露出烦躁。

他不否认自己做了点小动作。他的室友搬出去后,房租从每月600美元涨到了1700美元,而他的收入一般每年只有28000美元左右,那之后,谢赫扎德哈停止了向税务部门报收入。他继承的财产待在一个伊朗银行的账户里。在制裁制度下如何拿到这些钱是一个难题,所以他做了他认为是许多伊朗人常做的事情。在美国的朋友或亲戚会找人帮助把钱转给在伊朗的亲人,比如为了支付按揭首付或医疗费用。那个朋友会把美元交给谢赫扎德哈,然后谢赫扎德哈会从自己在伊朗的账户中拿出一笔相当数量的钱交给在伊朗的受方。他只为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做这件事——他不是在做生意——但从法律上讲,他应该从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简称OFAC)拿到一张许可证。倒不是说OFAC的许可证有多大用处。即使你有许可证,美国的银行通常也会因为担心风险太大而拒绝伊朗的交易,或者更糟,会关闭你的账户。

像谢赫扎德哈这样既不涉及违禁商品、也不涉及利润的违反制裁案件,通常不需要上法庭就能得到解决。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赫扎德哈面临刑事指控,政府似乎决意要把他关起来。2016年11月21日,他在法庭上表示认罪,以为案子会就此了结。但七个月后,美国政府解密了一些窃听来的东西,并暗示谢赫扎德哈可能是一名未声明的外国代理,他招募听从伊朗政府指挥的人员,并将扎里夫介绍给了居住在美国的伊朗核科学家。政府并没有针对这些新东西提出相应的指控,只是要求对他已承认的罪行判处超过量刑准则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谢赫扎德哈在2018年2月自己的量刑听证会上作证时,布鲁克林的法庭上出现了不少联邦探员,一群身穿深色西装、带着领带的人占据了听众席的至少一排。他回答了有关他为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工作的问题,这些工作涉及从公开材料中把关于伊朗的东西汇集成他在每周的会上做口头汇报的报告。他的确曾与使团中的伊朗情报人员往来密切。但他抗议说,他从未问过那些人是干什么的。那是他们的事情。他的确在高中时结识了一些现在是伊朗要人的同学。他解释说,那位核科学家是个熟人,曾帮助他弄懂有关谈判的技术报道。“你认为那些伊朗这方面的工作人员——我在如何提高核浓缩能力上帮助了他们吗?”他难以置信地问道。“这真让我觉得可笑。”

检方把他描述为“一个似乎毕生致力于促进伊朗政府利益的被告”,一个“没有向美国当局报告自己工作的真实性质和范围、在暗中”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工作的人。然而,尽管政府窃听了大量的通话,却没有证据表明谢赫扎德哈除了已经承认的罪行外,有任何其他的非法行为。辩护律师反驳说,谢赫扎德哈不仅是联邦调查局报复的对象,而且可能是“交换诱饵”,律师称他“在伊朗与美国可能展开的囚犯交换中将成为棋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法官会延长她因制裁指控已经判处谢赫扎德哈的三个月监禁。尽管如此,谢赫扎德哈的生活已一片混乱。他已经上交了罚款和被没收的财产,更不用提近两年来带的脚镯了。他今年62岁,本来要从4月10日开始在布鲁克林名为大都会拘留中心(Metropolitan Detention Center)的联邦监狱服刑,该监狱因摧残虐待穆斯林囚犯正受到前囚犯的起诉。

今年2月一起在西村喝咖啡时,谢赫扎德哈给我讲述了他为伊朗使团工作的那段时间,以及他在美国司法体系中的经历。他告诉我,伊朗人付给他的钱,与他们付给使团司机的报酬大致相同。他们并不特别重视他拥有的政治学专业知识,也不特别重视他花精力汇编的详细报告。他本可以像那些出入使团的高高在上的同龄人那样,成为一名外交官。但他无法忍受为伊朗的人权记录做辩护的工作。那些做辩护的人,做久了就习惯了。但那对人的灵魂没有好处。

他猜FBI有不少理由想把他发展为线人。正如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所说的,FBI当然想在使团内部有“耳目”。谢赫扎德哈也设想过,因为囚犯交换损失了那么多的目标,联邦政府想快速吸引新的告密者。谢赫扎德哈觉得,他的案子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之后,控方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要把他关起来,尤其是在总统换届之后。这是否让他成为“交换诱饵”,他说不好。

我问他是否考虑过回伊朗去。这位被窃听了十年的人说,言论自由是很难放弃的东西:“我知道我在那里会生活得更好。但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说,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值得珍惜的是你的自由。”

与纳马齐兄弟有亲戚关系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比詹·卡杰普尔(Bijan Khajepour)对我说,劫持人质是伊朗外交甚至国内政策的基础,自1979年以来一直如此。“这是一种那样的心态,如果你不能解决双方关系中的某个问题,你就劫持一个人质,然后要求对方来解决问题,”他说。

但好处并不全都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交易性的。1979年把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扣为人质有三重的目,这些目的似乎证明了那次代价巨大的冒险是合理的:它消除了伊朗革命政府确实感到的无端恐惧,巩固了一个特定派系对权力的控制,并让伊朗人拥有与美国谈判的砝码。今天也能看出一种同样的逻辑。

正如吉米·卡特在伊朗问题上的主要助手加里·西克(Gary Sick)向我指出的那样,至少有一些伊朗强硬派很可能真地相信那些被关押的人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们恰好认为,任何把伊朗公民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联系起来的活动都是危险的。还有些人也许把这些囚犯视为对伊朗的派系竞争有用的工具。在那些2015年被关押的囚徒的背后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是一个反对核协议、视哈桑·鲁哈尼总统的政府为对手的派系。把美国人抓起来有可能是一种让鲁哈尼难堪、破坏外交关系的办法,与美国搞外交是鲁哈尼的标志性项目。

“这不是关于我们的,”约翰·林伯特(John Limbert)说。他本人曾是1979年被扣留在美国大使馆的人质,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曾在国务院从事伊朗政策的研究。“这关系到伊朗的内部政治,也关系到逐渐削弱任何可能的正常关系。”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官员的人告诉我,从长远来看,打破这种循环的唯一途径是改善美伊关系。除此之外,我们有什么办法来缓解美国旅行者的恐惧,或者说服伊朗人他们不需要采用这种残酷手段呢?但是,就像在美伊关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人质问题和双边关系是一个难解的结:相互敌对符合伊朗强硬派的利益,而这些强硬派正是关押人质的人。但缓解相互的敌意就要激怒那些强硬派,而他们为了使敌意持续下去就要扣押人质。

鲁哈尼和扎里夫等温和派也许对伊朗的司法体系没有多大的权力,但是,改善伊朗的人权记录以及伊朗与外界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是值得的。美伊关系的倒退首先削弱的是这个派系的筹码。正如理查德·纳夫尤(Richard Nephew)告诉我的那样,“这让处于帮忙地位的人手中能出的牌减少了。”

特朗普政府认为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并不能从长远上解决人质僵局,这并不令人惊讶。在2018年5月,华盛顿不顾其欧洲盟友的反对,单方面退出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还宣布要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包括旨在使伊朗无法出口石油的第三方制裁,伊朗的经济依赖于石油出口。

特朗普政府不认为美国退出JCPOA以及与欧洲的争吵,需要改变在人质问题上的策略。我采访的一名国务院官员说,美国仍有“强大的”能力在人质问题与伊朗沟通,而且美国一直在通过瑞士等第三方这么做,由于这个问题的极端敏感性,该官员要求匿名。他的态度仍令人惊讶地乐观,尽管美国采取了单方行动,但在将人质问题国际化、使其摆脱美伊关系的扭曲纠缠的关键努力中,欧洲人还是会合作的。

尽管美国一再要求,但其建议就囚犯进行对话一事仍未被列入日程。如果列入日程的话,特朗普政府将面临一个难题。伊朗惯常的做法是,坚持要求用几十名囚犯来换取他们扣留的为数不多的我们的人。为了说服他们在人数上让步,华盛顿需要给他们一些别的甜头。考虑到共和党政客和评论员们曾严厉抨击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的交换中使用了冻结资产的做法,我们手中仍有的2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不大可能会上谈判桌。美国国务院拒绝回答有关谈判策略的问题。

曲桦今年2月回到普林斯顿之后,她的朋友和同事注意到她有些抑郁,她担心自己的沮丧心情会让少帆有不安全感。少帆有点闹人——也许是因为他5岁了,也许是因为他的父亲消失在了世界另一边的地牢里——她有时觉得自己管不了他了。在王夕越给她打电话的一些上午,她会坐在她工作地方的停车场里哭泣。她不喜欢让王夕越听到她哭。他会因为帮不上忙而感到无助,所以她觉得王夕越最好不要经常给自己打电话。

5月9日,朝鲜释放了三名美国囚犯,曲桦为那三人的家庭喜极而泣。她把事情告诉了王夕越,王夕越也哭了。这是她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有希望。特朗普政府已经展示出,它可以把美国公民从国外的任意拘留中解救出来。尽管美国当时正在坐下来与朝鲜谈判,同时也在与伊朗翻脸,但这不重要。

事实上,当特朗普总统在5月8日宣布退出核协议时,曲桦有了点解脱的感觉——不是因为退出了协议,而是因为围绕着核问题的不确定性不复存在了。我们在美国退出协议的一周前交谈时,她曾坚持,王夕越的案子与围绕着核协议的“政治混乱”一点关系也没有。她说,王夕越的案子是人道主义问题。但一个月后我们再次交谈时,她已对丈夫的案子及其与伊朗国内政治的联系进行了思考。她的结论是,“JCPOA是这一切的核心”。

曲桦的想法在她知道的一切和不知道的一切之间不停地翻来覆去。她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都让她心情沉重。普林斯顿与伊朗有联系的教职人员没能帮助她的丈夫。他们会对他有某种不利吗?他陷入了什么错综复杂的事务?

她研究了被伊朗关押的外国囚犯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自2015年以来,伊朗已扣押过至少30名有双重国籍的公民,其中三分之二是欧洲人。如今,除莱文森外,仍被伊朗扣押的已知外国公民有14人,她的丈夫是其中仅有的两名没有伊朗双重国籍的外国人之一。曲桦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犯人被释放了,而她的丈夫却还没被释放呢?
我开口道:“所以,你在想——”
“我在想的,对我来说只是个负担,”她回答说。
在学期即将结束的一个温暖的夜晚,曲桦和日托的父母们在普林斯顿的佛里斯特校园中心后面的草坪上举行了一个集会。一群五岁的孩子或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或玩着捉人游戏,或呆站在讲台前听王夕越的朋友们、普林斯顿市长莉兹·莱姆佩特(Liz Lempert)、新泽西州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以及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斯(Robert Menendez)的一名助手发表讲话,太阳慢慢地从中心的砖墙后落下。
“求求总统先生,”曲桦在结束语中对白宫说。“您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就指望您了。”
她拉着少帆的手收拾自己的东西时,王夕越的朋友们围着她。又一个学年即将结束,这是他们一家在这种不定状态下度过的第二学年。普林斯顿曾是王夕越的梦想,虽然那不是曲桦的梦想,但她代表王夕越在这里坚持着,不放弃他已不能触摸的一切。她下定决心,今年夏天一定要让他获释回家。这个希望不过分吧?
很久以前,王夕越曾给她读过一首梵文诗,诗中的主人公用一朵云给他在远方的爱人捎信。王夕越有一次从坎大哈对她说,后来又从埃文对她说,抬头看看,看到云朵了吗?那是我送来的。
Laura Secor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为《纽约时报杂志》和《纽约客》以及其他出版物撰写关于伊朗的文章。她曾五次前往伊朗。她的著作《天堂之子:为伊朗的灵魂而奋斗》(Children of Paradise: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Iran)是约翰‧加尔布雷斯写作奖(PEN/John Kenneth Galbraith Award)的决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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